民国初年,管达如与吕思勉分别发表了《说小说》与《小说丛话》,这两篇论著在近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意义,但有关前文作者的身份和事迹,以及两文之间的联系等,都还有值得重新探讨的余地.前人已注意到两文在思想、内容乃至文字论述上因袭雷同的问题,吕思勉有关遗稿的发现,出人意料地使我们对于这一问题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.有吕氏手稿为证,吕思勉至少撰写了《说小说》一文中的两章,《说小说》由管、吕两人合撰而成,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事实,而吕思勉在写《小说丛话》时,袭用、改写自己前面所写的文字内容,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.在汉译西文美学、文艺理论译本十分稀缺的情况下,吕思勉撰写有关小说理论方面的文章,也当如他教商业经济、商业地理那样,“参考”了“日文书”方面的一些论著,而他的一些西方美学、文艺思想,也应是经此中介而得来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