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为文之术,首在治心”。由东汉后期文人作品中表现出的心态变化、审美视角变化和作用观念的变化,推衍出一种异于汉儒正统观念的“玄儒境界”。而这种“玄儒境界”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格构造,则又成为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嬗变的中介环节。从理论根源上看,汉人能够凝聚儒、道审美趣味而形成“玄儒境界”,结穴于先秦儒、道均落实于人生而又追求于无限的超越状态|从文化背景上看,这种新型人格的出现实现了《诗》、《骚》融合基础上的艺术自觉|从历史条件上看,这种艺术的、人格的、哲学的转折,均根植于汉代后期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。